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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法国法学家郎贝尔具体阐释说，"比较法应当逐步地消除那些使文明阶级和经济形态的各民族彼此乖离的各种立法上的偶然差异。

事实上，早在19世纪初期，德国法哲学家和实践家安舍尔姆·费尔巴哈就已经明确提出了"普遍法学"的概念。换句话说，不要为了研究而研究，而要为了一定的具体目的而研究。

在经过了长久的但没有任何结果的论争之后，越来越多的比较法学者趋于这样的共识，即与其花费很大精力去探讨这种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问题，不如尽可能地使比较法学能够在法律秩序的改进与发展中发挥更多的作用。而且，当今人们在欧洲已经毫不怀疑可以通过"评价的法律比较"来发现这种"一般的法律原则"。如前所述，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当代世界法律发展史上，无论你将比较法学作为方法还是科学，它都实实在在地存在，都在发挥着作用。而且，以往的世界法律史已经证明，自然法观念对于法律的进步和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国的立法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法律实现的操作能力。

他曾计划写一部关于"普遍法律科学"的研究著作，并为之积累了十几年的资料，写了这部著作中的许多篇节，可惜未来得及发表。总之，比较法学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比较研究来认识把握不同民族国家和社会法律制度之间的共同与差异、进步与滞后，从而逐步实现个别民族国家和整个人类社会法律秩序的进步，最终走向整个人类社会法律制度的和谐与统一。法治之法要转化为法治之制，其关键环节就在于依法行为。

从清末立法始、中经民国立法再到共和国八届人大期间以平均28天立一部法律，都深刻表达着法学家和政治家关于"良法先行"的思想意识。机械性是法律固有的弊端之一（注：美国学者博登海默先生所谓法律的僵化性，其实即指机械性。只有使静态的法律转化为动态的法制，才能实现法律的应有效果，这对法治之法也不例外。），依法律行为也是法治的基本要素。

不过对那些引进或鉴取这一模式的国家而言，其仍然经过了一个建构性发展过程。苏先生力倡者即为"软法治"观，尽管他表达了一定的道理，但这道理只是相对的，因为我们照例可以找到以理论建构规范性秩序的无数实例，并且各国实践中通行的大率为后者。

文化的差异、法治化程度的高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相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等等，皆是影响两者配套的因素。宪法作为法治的规范母体并未带来法治的制度母体--宪政，不正说明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的睽违吗？何以法治之法并不必然导向法治？这需从法律和法制（法治制度）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但无论如何，倘法治之法未转化为法治之制，所谓良法也只是提供给人们止渴的画梅。如果说法治发达国家法律和法治间的这种错位往往为其更好的同构提供了正向的指示的话，那么，在法治后进型国家，一旦法治的其它要素对法律形成冲击，则每每形成法治系统的紧张，形成法治之法和法治之制度要求间的反向对立，其结果是活动的制度走向法治的反面，而只留下供人们探讨和追思的独在的法治之法。

这种错位，又有两种形成机制，要么法律违反法治，要么其它制度与法治之法不相配套，或未依法治之法而立。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实践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急剧扩大，采取了坚定而又富有成效的法律变革，即以正当程序和严格规则相结合的方式调控行政自由裁量（注：参见笑侠：《论新一代行政法治》，载《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3期。综上所述，实践中法治之法无以导致法治之制的情形，是由两者间的内在矛盾决定的，然而，人类的智慧在于发现矛盾并解决它。社会主义国家在法治选择上具有明显建构主义特征，但因其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的严重脱钩以及法治之法自身的严重缺陷，并没有实现建构的法治模式，相反，却创造了一种建构主义的人治模式。

为何权力运行必须监督？对此，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尤其近代以来的思想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以割断传统并重建传统为目的的转变方略。

这种模式突出的体现在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当法治有了一定进展，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实现了对位之后，则必须不失时机地依靠另一种力量实现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的同构。

所谓经验主义转变方略是指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经过长期的实践磨合之后实现两者相契的情形。对法治之法而言，法治观念不仅是其催助剂，而且是其营养液。当代中国法律规范的繁荣和与之配套的政治经济体制、主体观念-行为模式、社会-政治组织架构的严重匮乏亦很能说明问题。这是指当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实现了强制性对位后，利用社会主体对法治的深刻需求及在这一需求基础上的自觉力量实现两者的进一步同构过程。）这两种截然不同结论的缘由所在。世界法治史的实践表明，凡是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地方，人们依法行为（包括运用权利和遵守义务）的程度较高。

而法治之制则具有立体性、动态性、应变性、同构性。参见［美］Eo博登海默著，邓正来等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89页以下。

因此，在法治后进型国家，如何解决法治之法和相关制度的同构问题，如何使法治之法的独在性变成法治之制的同构性，是其走向法治之路时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外，笔者认为，权力作为社会必备的要素及其在社会中的强势地位是其受监督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是指在设置法治之法时，同时设计与该法相配套的制度要素，并通过人为的努力，把其推向实践，使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相契合的模式。对中国这样一个经过数千年人治统治并至今仍有九亿多人生活在人治土壤丰厚的乡村社会的国度而言，这种状态的实现尚需艰苦的努力，尚需不断的经验积累和民众启蒙。

针对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的矛盾，首先要解决的是法治之法需哪些与其配套的制度要素。如果秉承"社会"实用主义，则只要能造就法治的规则，便是法治之法，而不论其是否为国家确认。），从而使组织化主体的地位下降。如果法律不能导引合法行为，则无法治之制。

诚如有些学者痛陈的那样："近十数年，国人倡言法治，谈论民主，虽精神可嘉，终因游谈无根，不能成就系统的理论，更难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之影响"（注：梁治平、贺卫方主编：《宪政译丛o总序》，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尤其在观念方面，世人接受的则更多是后者的理想主义法治观。

），即使良法也不例外。对后者人们易理解，对前者却理解不足，但只要看看德国法学家耶林的著作《为权利而斗争》就会明白。

由于我国是一个法治后进型国家，且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技术在传统文化中几乎没有，因此，一方面，经过经验积累以实现法治的可能性极小。因此，现代国家对法治之制的追求，在根本上还有赖于正式法律。

即使社会规范的应用，也与正式法律的宽容与否、宽容程度等息息相关。另一种则主要以注重法社会学研究的青年学者为代表，主张经验理性对中国的作用，这其中又可分为两种，其一是经验的方法论者，即主张引进经验理性主义方法建设中国法治。法治之法的机械性与法治之制的应变性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因此，在实践中如何保障两者的对位也是一个常新的话题。第二，法治之法的静态性与法治之制的动态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

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已从立法的严重不足转向主体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这既包括公权主体--国家机关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也包括其他主体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然而，与法治相关的理念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上仍显混乱。

同样，如果法律不能制裁违法行为，亦无法治之制。可见，澄清法治基本理念，乃法治建设之必须，其中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关系的辨明，即是一例。

就实践而言，除前述中国20世纪之大量立法并未带来法治实效外，相关例证在国外也屡见不鲜。它在实践中的挫折，迫使人们另辟蹊径，寻求新的法治之路。